张西席谈及将中国文体作品选入世界文体鸿沟的准则，他说：

如果文体作品数目太多使世界文体的不雅念弗成推行期骗，那么约束问题的一个病笃而相宜逻辑的办法，即是减少作品的巨大数目，设定文体作品投入世界文体鸿沟的某种最低的门槛或范例。

有了这么的门槛或范例，有些作品就不错得手地变为世界文体的一部分，而另一些作品则弗成。必须要有所区分，而如何区分，则是一个病笃的重要论问题。(张隆溪《作为发现的世界文体：延迟世界文体的经典》，东方出书中心2025年版，页38。)

张西席主张，文体月旦必须有“范例”，然后，学者按“范例”定高下，然后筛选出作品（选入“世界文体”之中）。张西席明确指出，“如何区分”是重要论问题。

这话题触及从事文体月旦的东谈主如何判定文体作品的价值，也触及作品的阐释。

不过，“对范例作出合理限定”和“病笃的重要论问题”这两方面，张西席都莫得细谈。推行上，在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之中，张西席还是为各朝代的代表作作念了挑选（作品）。

概况张西席所选篇章颇有履历“变为世界文体的一部分，而另一些作品则弗成”？但张西席莫得明文公开评述他挑选篇章的范例。

张西席在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的序言中标明：“我在文体史的叙述中收录了许多典范作品……使读者不错对所策画的文体有一个梗概的了解。”

《World Literature as Discovery：Expanding the World Literary Canon》 (Routledge， 2024)

所谓“典范作品”，应该即是相比优秀或伟大的作品，有望列入“世界文体”之中。

文体汗青写，和世界文体作品的挑选，原为两件事，但张隆溪西席将以上两件事联结起来作念。张西席说：

……英语毫无疑问即是辞世界上最泛泛使用的话语，用英语来先容中国文体悠久而丰富的历史，即是使中国文体能够超出自身话语文化的范围，成为世界文体一部分的最好路线。用英文来翻译先容中国文体的经典作品，就不错在中国之外的其他许多国度和地区，使更多读者能够意识和抚玩中国文体。这即是我用英语来撰写一部中国文体史的初志。（《中国文体史》的译本弁言）。

因此，张西席的《中国文体史》略有“以作品为中心”意味，尤其是这本书的前部(明代之前，附有不少骈文作品的例子)。

哪些作品是张西席心中的“典范作品”? “真确伟大的文体作品”有什么特色？

张西席说:“真确伟大的文体作品所蕴含的老是比其文本话语字面深入得更多”，那么，张西席认为，应该若何阐释这些伟大的作品？是不是“以文本字面真理真理为基础”进行阐释？“文本本意”和“言外之音”，是不是单从作品的字面就能索得？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本文尝试探讨上头淡薄的问题。

张西席论canonicity、讽寓和过度阐释

在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一书张西席谈到《诗经》，他说：

The Mao-Zheng commentary tradition， later consolidated and expanded by other Confucian commentators， notably Kong Yingda (574–648) of the Tang dynasty， largely determined the way the Book of Poetry was read and understood by generations of scholars in China. In an unquestionablyallegorical mode of interpretation， Confucian commentators preserved these ancient songs and odes by investing them withcanonicityand legitimacy while turning them into vehicles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moral values in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2023:19)

上引文的真理是：

毛郑的评注传统其后为其他注家所空闲并延迟，尤其是唐代孔颖达（574—648）的注疏，在很猛进程上中国文体史决定了历代学者阅读清楚《诗经》的神情。

通过这种不消置疑的讽寓式的讲明，注疏家们将这些陈旧的歌谣保留住来，在赋予它们经典性与正当性的同期，亦使它们成为了儒祖传统中谈德价值的传播载体（由黄湄中译，见中译本页29-30）。

按张西席的真理，《诗经》的篇章是由儒生赋予“经典性/canonicity”而成为儒家经典的，而儒生的妙技即是“讽寓解释”。

在汉朝，《诗经》获朝廷定为“五经”之一（朝廷建造五经博士，特地崇拜传授儒家中枢经典），由此生息出《诗经》学上的今文体派和古文体派。

长孙无忌《五经正义表》(唐代永徽四年)

然则，汉唐儒生解读《诗经》的驱散，未获张西席的首肯。为什么？

事情得从“讽寓解释”提及。张西席参考了西方神学讲明学(theological hermeneutics) 的教化，对“讽寓解释”握批判格调。

张西席列举了荷马史诗、《雅歌》解释史上的实例，指出“讽寓解释”的来历以偏激危害。《诗经》则是东方文体作品被施以“讽寓解释”的实例（张隆溪《略论“讽寓”和“比兴”》一文，载《表面研究》2021年1期，页1-14）。

对于荷马史诗的解释，张西席指出：“……选藏经典的东谈主就作出讽寓解释，说经典文本都是“言在此而意在彼”，在字面真理真理之外别有寄托、另含深意，由此来提供相宜要求于经典的典范和价值。

对于《雅歌》的阐释，张西席指出，正如荷马的泰斗受到质疑和挑战时，讽寓解释不错为之作出酌量; 同样，当《雅歌》的泰斗受到质疑和挑战时，讽寓解释也不错为之酌量。(《文艺表面研究》2021年1期，页4)。

《毛诗正义》

张西席又从《毛诗正义》里举出例子，探讨儒者经生解经时使用的好意思刺讽谏如安在字面真理真理之外给经文加上与本意全然不同但能够相宜儒家不雅念的一层“言外之音”。(《文艺表面研究》2021年1期，页6)。

张西席自云：

我策画讽寓解释的计算，并不在把这种阐释重要作为“可供跨文化的文体交流使用的主见和术语”，多量适用于东西方文体。巧合相背，我相配反对这种为了某种宗教、伦理、政事之计算而歪曲、误读、扭曲作品文意的阐释，是以我在《讽寓解释》书中格外强调文本本意的病笃，认为一切阐释都必须以原翰墨面真理真理为基础。（《文艺表面研究》2021年1期)。

他这段话中提到《讽寓解释》一书，原为英语文章:Allegoresis: Reading Canonical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此书的内容，源自张西席的博士论文。

Allegoresis Reading Canonical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 (2005)

张西席认为，朱子排斥了“过度的阐释”

张隆溪西席认为宋代的朱熹是相比禁绝《诗经》文本得意的阐释者。

张隆溪西席说：

……在中国传统中，批判汉唐注疏中这种过度的讹诬解释，在宋代就还是变成阵势。欧阳修著《诗本义》发其端，朱熹著《诗集传》集其大成，当中还有郑樵《诗辨妄》等诸作。朱熹《诗集传》序明确确定“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朱熹既然认定国风里的诗篇大多来自民间，深入的是‘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他对诗的清楚就相比禁绝《诗经》文本的得意，而排斥汉唐注疏里过度的阐释。（张文刊载于《文艺表面研究》2021年1期)

可见，排斥“过度的阐释”，额外于唾弃“讽寓解释”(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在各样“过度的阐释”之中，“讽寓解释”是一种“过度”情况。

朱熹《诗集传》

张西席认为，朱子明确确定风诗是男女之间的咏歌，禁绝《诗经》民歌本源和本质，去掉汉唐注疏的政事解释，即过度的阐释。(张隆溪《什么是世界文体》2021年版页217)。

推行上，朱子《诗集传》局部排斥了风诗的“政事化”（多为关涉周代庙堂故事的解释），却又以理学解《诗》，以谈学为中枢表率，是以他的释《诗》言论，也不免有另一类“过度的阐释”。

何故见得？

朱子以天理、东谈主欲、纲常、伦理为中枢框架讲明《诗经》，对婚恋、情爱诗篇，常以“淫诗”“正理”“修身守礼”裁断，用理学伦理标尺强行表率文体文本的意蕴；又以形而上的“天理”清楚全篇，妄生穿凿地为诗篇赋予心地训诫、伦理教化的内涵，许多场地脱离文本本意，属于义理层面的过度阐释。

举例朱子解读《鄘风・蝃蝀》，质问诗中女子只知恋爱私交，而不知天理，朱子说：“言此淫奔之东谈主，但知想念男女之欲，是弗成自守其贞信之节，而不知天理之正也。程子曰：‘东谈主虽弗成无欲，然当有以制之。无以制之，而惟欲之从，则东谈主谈废而东谈主于兽类矣。以谈制欲，则能顺命。’”([南宋] 朱熹集撰， 赵长征点校《诗集传》，中华书局2017年版，页50)。

简言之，朱子说《诗》，羼入宋代的程朱理学。

种村和史《诗经解释学の秉承と变容》，研文出书2017年版。

汉儒释《诗》是政事化的过度阐释，而朱子释《诗》是理学谈德化的过度阐释。朱子仅仅换了一套阐释桎梏，并非完全回来文本的本义。

张西席似乎过度禁绝朱子《诗经》学中减少了古文体派经师的“政事解释”，却莫得很寄望朱子借《诗经》大讲他的心中的那套谈学。

咱们知谈朱子《诗集传》宣讲的“天理”是宋代理学的病笃内容，和先秦诗歌无甚关连。另一方面，咱们却也弗成矢口不移：先秦诗东谈主写出来的些许诗篇不是用作喻体。

笔者认为，先秦诗东谈主设喻以讪笑样子（举例先秦诸侯国内的丑事），是大有可能的。

“沿路风诗，都非喻体”仅仅今东谈主的假定。

张西席谈“言外之音”的存在

张隆溪西席一方面主张阐释以“字面真理真理”“文本的得意”为基础，另一方面又说真确伟大的作品有“言外之音”(张隆溪《作为发现的世界文体: 延迟世界文体的经典》，东方出书中心2025年版，页54)。

《二十世纪西方文禀报评》，三联书店1986年版。

一般而言，作品的“言外之音”是超出字面的，但仍可透过语境和修辞推得。

张西席说：“……文体作品都不是停留在文本名义的真理真理上，而是‘言在此而意在彼’，总不错通过解释呈现超出字面之譬如或标识的真理真理……”(张隆溪《略论“讽寓”和“比兴”》一文，见《文艺表面研究》2021年第1期，页9)。

“文本名义的真理真理”推行上即是“字面真理真理”。

“……文体作品都不是停留在文本名义的真理真理上”这句话，可能说过了头，尤其“都不是”三字更令东谈主不解。这里，咱们举几个实例。试看李白的《静夜想》：

《李白全集纪年笺注》

床前明蟾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俯首想梓里。

临了一句把李白乡愁写得极为皎皎，此诗似无其他意旨。

因此，以这首《静夜想》的阐释（李白月夜挂家）而言，阐释者“停留在文本名义的真理真理上”还是豪阔。《静夜想》纯写挂家，此说有何不当？

张西席所说的“总不错通过解释呈现超出字面之譬如或标识的真理真理”，若以《静夜想》为例，具体不错若何操作？解读出“超出字面”的真理真理，阐释者不错若何作念？

《静夜想》莫得负载“言外之音”，不见得对它的文体地位有实质的影响。何须强求文本之外的意蕴？再看杜甫《春日忆李白》：

白也诗无敌，飘然想不群。

簇新庾开府，俊逸鲍入伍。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

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杜甫这首诗亦然直吐胸宇。阐释者不谈其“言外之音”，是很正常的（天然，不是每首唐诗都有像“春日忆李白”这么语义浅白的诗题。

晚唐李商隐名下，有不少无题诗，无题诗并无诗题疏导阐释的标的）。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

李商隐有一首《夜雨寄北》：

君问归期未有期，

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

却话巴山夜雨时。

一般教科书式解释是：诗东谈主在巴山被大雨困住，收到朔方（多半说是爱妻）来信，问何时回家，诗东谈主自知未有归期，实是受制于客不雅逆境，说来话长。

“巴山夜雨涨秋池”写咫尺雨景，衬托羁旅愁苦与想家之情。三、四句是对“翌日”的瞎想：期待团员之时，在西窗下剪烛长谈，回忆整夜的陌生与相想。

有些阐释者解读义山诗，偏疼从义山的宦途方面来探索句义，举例，诗句字面是在复书说“归期未有期”，而言外义则被说成是：在侥幸真理真理上，“归期”（复为京官？）还是变得不可能或极苍茫，连“共剪西窗烛”也只剩瞎想。

《李商隐文纪年校注》

从这标的推想，则“巴山夜雨”字面是写空间和天气，而言外义似是巴山夜雨写“湿冷、幽黑、隔离京城”——标识他宦途无语、身世飞动。

关联词，此诗题目一作《夜雨寄内》。“内”指内东谈主，即爱妻，是以此诗如果寄给爱妻的诗，则诗中细节都是寻常的家事。

或谓，“涨秋池”似乎不仅仅写水高，而是示意主东谈主公愁想涨满，然则按照“涨秋池”的字面真理真理来清楚，这三字也完全联结前边的“夜雨”。从字面解也不错解释得通，“涨秋池”是雨后的实情，不触及“宦途不顺（言外之音）”。

总之，《夜雨寄北》历来有“寄北”与“寄内”两题。前者偏向把“君”清楚为身在朔方的亲一又，后者则将“君”视为诗东谈主之妻（内东谈主）。

版块笔据与行迹考据使不少学者倾向“寄北”＝寄友说，但诗中“共剪西窗烛”等淡雅情调又使“寄内”＝寄妻说长久持续于书，两种解读遂并存于采纳史之中，但所谈都不过乎私情面怀的表达。

《唐诗汇评》

明东谈主周珽《唐诗选脉剖释评林》说：“李梦阳曰：唐诗如贵介令郎，风致闲雅，不雅此信然。唐汝询曰：题曰寄北，此必私昵之东谈主。就景营业，为后东谈主叙旧长谈。以整夜雨中愁想，冀为他日相见话头，意调俱新。第三句应转首句，次句生下跌句，多情想。盖归未有期，复为夜雨所苦，则此夕之孤单，唯自知之耳。得与共话此苦于剪烛之下，始一腔幽衷，或可相慰也。何当、却话四字妙，犁犁〔绝无仅有〕云树之想可想。”（陈伯海主编《唐诗汇评》，上海古籍出书社2015年版，页3657）。

清东谈主沈厚塽《李义山诗集辑评》说：“何焯曰：水精如意玉连环，荆公屡仿此。纪昀曰：探过一步作结，不言当下云何，而当下境界可想。又曰：作不尽语每不免有作念作态，此诗含蓄不露，却不似一气说完，故为呐喊。”（陈伯海主编《唐诗汇评》，上海古籍出书社2015年版，页3657）。

《夜雨寄北》此诗也许不属于张隆溪西席心中的“真确伟大的作品”，也不见得有超出字面的深意，然则，即便它仅仅写配头间的心理研究，它也取得明、清评者的激赏，又获选入《唐诗三百首》之中（《唐诗三百首新译》，香港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页344），成为唐诗经典之一。

因此，咱们不解白为什么张西席会说“文体作品都不是停留在文本名义的真理真理上”。《夜雨寄北》的释义就算是停留在“文本名义”，也无损于其“唐诗经典”之名。

《唐诗三百首》

用什么重要来获取“言外之音”？

另一方面，如果咱们想疑有些作品的真理真理“不停留在文本名义的真理真理上”，那么，咱们若何读得到那“言外之音”“在彼之意”呢？张隆溪西席本东谈主是用什么重要来获取、相识“言外之音”的？

咱们有这类问题，因为张西席我方说：文本的真理真理不停留在“文本名义”。既然如斯，又岂肯以“原翰墨面真理真理为基础”来进行阐释呢？张西席说：“一切阐释都必须以原翰墨面真理真理为基础。”

“言外”即是“言辞之外”、“翰墨之外”，是以，如果阐释者一味守着字面义，又岂肯得到文本的言外之音？

“守字面义”和“得言外意”，亚搏体育两者白璧青蝇：一个是“就文解文”，另一个是“超文会意”，两者不处于团结讲明档次。

“字面内／字面外”是矛盾性二元辞别，严格而言，它们落入排中律（Law of Excluded Middle）的规制当中。

《时期诗・高逸第三》“那时号为诗史”

“以字面真理真理为基础”，岂肯阐释“真确伟大的文体作品”?

阐释作品时“以字面真理真理为基础”，就能应付各样型的文本？　　也许，咱们不错这么探讨：什么情况下阐释者要以文本的字面义为基础（“守字面义”），什么情况阐释者须深爱“言外意”？

区分两者的关键，会不会是这么的：“真确伟大的文体作品”，其蕴含义能卓越“字面深入”，因此，要深爱其“言外之音”？

至于夷易显浅的作品（达不到“真确伟大”的作品），只须“字面真理真理”，因其含义不卓越“字面深入”，是以，解释者以字面义为基础。

以上，是咱们我方作念的推演。

Umberto Eco， The Limits of Interpretation (1991)

即便如斯，阐释者照旧得靠近一个不毛：对待“真确伟大的文体作品”时，阐释者如果仍守着“字面真理真理”，那彰着是行欠亨的：守字面，难以释出作品的言外之音。

阐释者应该若何作念才气看到“比其文本话语字面深入的更多”？张西席莫得格外策画这个不毛。

败坏说，“言外之音”即是言辞之外的真理真理，不受限于字面义。既然承认“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存在，即是“在字面之外”，那么，文本含“言外之音”，阐释者若何还能守着“以原翰墨面真理真理为基础”？若说关键在“为基础”，那么，“为基础”又是若何的？

因此，张隆溪西席不合计我方的两种说法弗成联结吗？

“以字面真理真理为基础”这主张，和意大利学者Umberto Eco (1932–2016) 的看法有几分相似：在承认“解释不错许多”的前提下，Umberto Eco 要划出一条界线：并非任何读法都算是有用解释，解释必须受文本本人的结构与语义不休，这条界线即是“解释的收敛”。

笔者发现，Umberto Eco 主张解释要有“界线”，这和张西席须有“合理的限定”的建议，似乎是不谋而合（参看：洪涛《权益想像——从“排座席”到“到文评立限定（读张隆溪西席的英文版中国文体史・六十四） 》一文，载腾讯网“古代演义研究”2026年5月7日）。

个案探讨：“最伟大的诗东谈主”杜甫

张隆溪西席说：“(中唐以后)杜甫就成为深得人心的最伟大的诗东谈主”(张隆溪《略论“讽寓”和“比兴”》一文，见《文艺表面研究》2021年第1期，页9)。

《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东谈主》

杜甫获称“最伟大的诗东谈主”，天然是因为他写出了“最伟大的诗篇”。张隆溪西席对“最伟大的文体作品”，有莫得相比特殊的看法？请看张西席若何说：

“真确伟大的文体作品所蕴含的老是比其文本话语字面深入得更多”(张隆溪《作为发现的世界文体: 延迟世界文体的经典》东方出书中心2025年版页54)，所谓“深入得更多”，指什么？具体而言，有两个“老是”：

1. 老是与其期间之社会、历史、宗教或玄学等方面的紧要问题研究

2. 老是能揭示东谈主生或世界的某些道理

杜甫诗却不以“言外之音”而见称，而以“诗史”见称（杜甫诗歌的中枢好意思学、主流特质、历代评价定位，从来不以“言外之音、含蓄幽渺、意在言外”为擅场；含蓄幽渺恰正是李商隐、温庭筠一脉的特色）。

“诗史”的“史”，首重征实、少务虚，至于诗篇内有无“言外之音”倒不是最病笃的元素。杜诗之“史”，指涉什么？

下一节，咱们尝试举实例探讨杜诗所涉之“史”。

杜甫与唐代历史和社会神态

宋东谈主胡宗愈揭示了杜诗的内涵，解释为何杜甫诗称作“诗史”：“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进退、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恩、好贤恶恶，一都见于诗，读之不错知世，学士医生目为诗史。”（《杜工部诗史跋》，附入《草堂诗笺》传序碑铭类）。

《草堂诗笺》（上海博物馆藏）

张西席认为伟大的作品“与其期间之社会、历史、宗教或玄学等方面的紧要问题研究”，杜诗的内容颇相宜张西席所说的要求。

杜甫“诗史”说的由来，最早的明文纪录出目前晚唐孟棨《时期诗》，杜甫遇到安史之乱，“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那时号为诗史。”（孟棨《时期诗・高逸》 ）。

也即是说，“诗史”这个名称领先指向杜甫那些平直反应样子的诗：战乱、徭役、饥馑、离乱、贵族摧毁、官场昏黑等，在杜诗里有邻接、致密的书写。读杜诗，读者不错像读一部纪年史那样看到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经过。

杜诗的推行案例:《喜达行在所》

唐代至德元年（756年），安史叛军攻长安，唐玄宗出逃。七月，太子在灵武即位(为唐肃宗)，其后，唐廷一度迁驻凤翔(今陕西凤翔)。

至德二载(757年)四月，杜甫由长安逃至凤翔，投靠肃宗。本来，肃宗已于这年二月进驻凤翔。杜甫的《喜达行在所三首・其三》(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五)纪录杜甫和朝廷得以重振之喜:

《杜诗详注》

故去凭谁报， 归来始自怜。

犹瞻太白雪， 喜遇武功天。

影静千官里， 心苏七校前。

今朝汉社稷， 新数中兴年。

杜甫在长安困居了七、八个月，至德二载(757)春，他写出历代朝歌唱的五律《春望》（洪涛《被质疑的宇文所安、被去律的老杜 (读张隆溪西席的英文版中国文体史・四十三)》一文，载腾讯网“古代演义研究”2025-05-23）。

《春望》的尾联“白头搔更短，浑欲不堪簪”示意诗东谈主的身心都饱受摧伤，与发轫所写江山落空失序（“国破江山在，城春草木深”）首尾呼应。

终于，至德二载(757年)夏天四月，杜甫见草木蓊郁，不易被叛军发现，趁夜逃奔肃宗。上引诗题“喜达行在所”，明确标明杜甫本东谈主(五月中旬)抵达肃宗行在所的喜悦之情。

《杜工部草堂诗笺》(日本内阁文库藏本)

“影静千官里，心苏七校前”的真理是: 杜甫我方的身影静静在文吏行列里，内心在众武将前感到舒解。本来，唐肃宗委任杜甫为左拾获。“影”指杜甫的身影，“千官”指朝廷里的文吏。　　“心苏”，苏是活、苏的真理，“心苏”是如死灰般的心受到饱读动而活跃起来。“七校”，原指七校尉，为汉光武帝时建树的七位武将，在此指朝廷里的武官。

“今朝汉社稷，新数中兴年”真理是，今天在这里看到大唐王朝（唐肃宗朝）如同昔时汉光武帝重振大汉威望，合计运转算得上是投入中兴的年代了。“汉”喻唐，“社稷”指国度。“新”是再走运转，“数”是算得上。

“七校”、“汉社稷”，字面都在说汉朝事物，然则，此诗实写大唐安史之乱中杜甫的处境和心理。这么“借汉写唐”的阐释，脱离了“字面真理真理”，却弗成判为“过度阐释”。

Umberto Eco， 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tion (1992)

诗题《喜达行在所》十分病笃，它框定了阐释的边界——唐东谈主的“行在所”只限于指涉大唐皇帝之所居。

为什么？

“行在所”一般指皇帝巡行时临时居留的宫殿或行宫。在中国历史上，如果京都隐匿，皇帝驻留处即为“行在”。杜诗题为《喜达行在所》，无疑是指杜甫到达大唐皇帝（唐肃宗）的“行在”，因此感到欢叫。

《喜达行在所》所写，是唐代政事史上的事（宇文所安《盛唐诗》三联书店2004年版页226），此诗的焦点不落在汉光武中兴。

如果有阐释者坚握“以字面真理真理为基础”，未能谈出此《喜达行在所》诗的政事性（写大唐的政局），他那阐释应被判定为“不及的讲明”(under-interpretation)。

好意思国粹者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The Poetry of Du Fu/ 杜甫诗》有《喜达行在所》的英译:

可见，宇文所安按照“汉社稷”的字面，翻译成 the dynastic altars of Han，而译后附注了了证实杜甫逃到Fengxiang， where Suzong had set up court (见附注的第二行)。

所谓 Suzong， 指唐肃宗。

原诗既莫得写“肃宗”，也莫得“大唐皇帝”，宇文所安却莫得受拘于字面，他在附注有所“增添”，而“增添”却不属于“过度阐释”，也不是“讽寓解释”。

此案例不错证实：西方“神学阐释学”(theological hermeneutics)之论（重“字面真理真理”），若被强行套用到中土的杜诗阐释，实分歧适。

如果宇文所安自限于“字面义”，他就莫得把译介的使命作念好。宇文所安选拔匡助译本读者清楚原诗之意。宇文所安作念的是翻译实务，不是“表面推演”。就此案例而言，宇文的格调是求实的。

《悉为我有！——11世纪中国的甘心、领有、定名》

张西席特重“文本本意”，原因安在？

张隆溪西席“一切阐释都必须以原翰墨面真理真理为基础”这主张的渊源是什么？

张西席在好意思国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其研究范围触及西方的“讽寓解释”(allegoresis)，他的研究论断之一是: “讽寓解释”莫得充份以作品的字面义为基础，因此，那些所谓“解释”，其实是偏离“文本本意”的，可称之为“替换”或“取代”（displacement）。参看张隆溪《什么是世界文体》页211。

张西席指出，13世纪著明神学家托玛斯·阿奎那深受亚里士多德影响，尽量以感性的格调对待《圣经》解释，他反对脱离经文文本的讽寓解释(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而强调经翰墨面真理真理之病笃。

他在《神学大全》里说：“凡信仰所必需的一切天然包含在精神真理真理里，但无不是在经文的别处又照字面真理真理显明说出来的。”这天然是秉承了奥古斯丁的不雅点，坚握文本推行之病笃。

张隆溪西席所批判的“讽寓解释法”不时不以作品字面义为基础。既然此法不为张西席所取，那么，张西席敕令“以字面真理真理为基础（来进行阐释）”是铿锵有劲的。

谈到这里，“一切阐释都必须以原翰墨面真理真理为基础”这主张的来历还是很了了：来自托玛斯·阿奎那一脉阐释学。

牛秋业《不可通约：费耶阿本德的科学玄学研究》

张隆溪西席策画allegoresis，将它算作跨文化的讲明政策的相比研究，并借此反想“普世／相对”、“东西文化不可通约”这类雄伟命题。张西席倾向“求同”，排拒过度的“改动”，计算是挫折文化上的不对等(不对等 = 西方矮化东方)。

论断

本文梳理张隆溪西席多部文章及研究禀报，围绕其文体阐释不雅、世界文体纲要范例，而益以具体文体个案的解读，探讨了“真确伟大的文体作品”的阐释边界和重要，最终得出以下论断：

张隆溪西席的中枢阐释态度是“以文本字面真理真理为基础”，反对脱离文本本意的过度阐释，尤其批判为宗教、伦理、政事计算工作的讽寓解释——讽寓解释本质上是对文本的歪曲与替换，汉、唐儒者对《诗经》的解读、部分学者对经典的附会，均被张隆溪西席归为需要搁置的过度阐释。

解读李白《静夜想》、杜甫《春日忆李白》、李商隐《夜雨寄北》那类作品，“以文本字面真理真理为基础”确乎也就豪阔了，这类作品甚难与“过度阐释”挂勾。

关联词，张隆溪西席的阐释不雅存在难以统一的内在矛盾：他一方面强调阐释必须以文本的字面真理真理为基础，另一方面又承认“真确伟大的文体作品”有“言外之音”，却未明确给出“守字面义”却能“得言外义”的具体重要——对于“真确伟大的文体作品”而言，若仅固守字面真理真理，便无法发掘其卓越字面的深层价值。所谓以字面义“为基础”，在“基础”之上要作念什么、若何作念？我們盼望张西席造就了了。

这也使得张西席对伟大作品的“言外之音”的阐释清寒推行操作旅途。

张文朝《日本江户期间古家数对朱熹〈诗〉不雅之月旦》(2019年版)

推行上，不少触及“过度阐释”的学者即是以作品字面义“为基础”的，举例，朱熹解说《诗经》中的《蝃蝀》篇，说：“蝃蝀，虹也。日与雨交，倏然成质，似有血气之类，乃阴阳之气不当交而交者，盖天下之淫气也。”（《诗集传》中华书局版页49）。朱子的“淫气说”“淫诗说”即是以“蝃蝀 = 虹 = 日与雨交”为基础。

综上，张隆溪西席以“文本字面真理真理”为中枢的阐释原则，本质上是对过度阐释（尤其是政事化、讽寓化等过度阐释）的一种反拨，其初志是看护文体文本的推行价值，同期通过英语撰写中国文体史、设定世界文体纲要范例，激动中国经典走向世界（列入“世界文体”之林），然则，他的阐释不雅中隐含“守字面义”与“得言外义”的矛盾，也使得其阐释主张的可行性受到影响。咱们期待张西席进一步解说。

附记一 “一切阐释都必须……”?

本文指出，张隆溪西席的主张和禀报之中隐含“守字面”与“得言外意”的矛盾。笔者判断，“一切阐释都必须以原翰墨面真理真理为基础”这主张太过十足；“为基础”则属于不移至理。

对待不同类型的作品，用不同的阐释政策，阐释着力更佳。

阐释那些常常的、浅白的篇章，“以文本字面真理真理为基础”还是豪阔，如果阐释刻意“求深”，阐释的驱散一般而言也难有很大的公信力。

另一方面，作家有寄意的作品（参看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阐释者若仍以“以原翰墨面真理真理为基础”来对待，是不及够的(inadequate)。

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增订本）》，广东东谈主民出书社2013年版。

如果“以文本字面真理真理为基础”作为“限定”，尝试以此等“限定”来驱散“守本”再“拓深（尝试挖掘其深层内涵）”的阐释活动，就怕会是弊大过利的场所。

张求会先生论陈寅恪诗，说：“陈诗的所谓‘暗码’，说到底也照旧旧体诗‘暗码’传统的延续和发展，……”（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增订本）》页10）。陈寅恪承袭了旧体诗的一些传统——陈寅恪诗篇的“字面”，不错是旧体诗文化语境中的“字面”，其来有自，有其沿袭成习的指涉。

以诗篇的字面真理真理为基础的阐释彰着无法充份应付“旧体诗暗码传统”。读者不错参看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增订本）》。

附记二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与文体史

本文引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The Poetry of Du Fu/ 杜甫诗》一书提供的《喜达行在所》英译版块。　　修改文稿时候，传来宇文所安2026年5月1日在好意思国麻省剑桥物化的音书……

宇文所安在文体史方面颇有孝敬。他的“诗史”系列是病笃的文体史实施，从《初唐诗》到《晚唐诗》四书，东谈主称“唐代诗史四部曲”：

《初唐诗》The Poetry of Early Tang (1977);

《盛唐诗》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1980）;

《中叶纪的驱逐》The End of the Chinese Middle Ages(1996）;

《晚唐诗》The Late Tang (2006）。

《论宇文所安的唐代诗歌史研究》

此外，宇文所安以一己之力，耗时八年将《杜诗全集》翻译成英文，获公认为“西方杜诗研究”的全球。

笔者的系列论文有多篇援用宇文所安的译文，举例：洪涛：被质疑的宇文所安、被去律的老杜 (读张隆溪西席的英文版中国文体史・四十三)，载腾讯网“古代演义研究”2025-05-23。

在文体史编纂方面，宇文所安是《剑桥中国文体史》的主编之一。他淡薄质疑：为什么文体史一定要联结“朝代更迭”来辞别、编写？对于这个问题，读者不错参看洪涛:“四大外传”那儿寻?——兼论宇文所安、王德威的破规模(读张隆溪西席的英文版中国文体史・六十一），载腾讯网“古代演义研究”2026-03-17。

《剑桥中国文体史》一书收入宇文所安亲身编写的《The Cultural Tang／文化唐朝》一章。他借此章实施其“文体文化史”（literary-cultural history）理念。

洪越编《宇文所安西席荣休顾忌论文集》，三联书店2025年版。

文体史不雅方面，在论文集《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中，宇文所安诠释了我方的文体史不雅，包括暖热古代文体作品的载体（绪言和物资要求）、作品因流传而失真等问题。

除了文体史，宇文所安还涉猎于其他学术鸿沟。国东谈主洪越（中国东谈主民大学西席）对宇文所安的研究和地位有详备的描摹和评价（举例《宇文所安与世界中的中国文体》一文，载《中国文体研究》第四十一辑，上海东谈主民出书社，2025年），值得参阅。

附记三 文化之间的“通约性”/“欠亨约性”

张隆溪西席挫折某些西方东谈主所赏识的东方“异托邦”(heterotopia) 不雅念。　　他在《什么是世界文体》一书第八章“讽寓和讽寓解释”尝试揭示西方神学讲明学(theological hermeneutics)和中土的汉唐《诗经》学之间有同样的阐释心裁。

张西席一再论证文化之间(东方和西方)的可通约性。

The Problem of a Chinese Aesthetic (Stanford UP， 1995)

好意思国粹者Haun Saussy (苏源熙) 撰有The Problem of a Chinese Aesthetic一书。他拒却“璷黫的可通约”，也警惕把“欠亨约性”当成护身符式的文化相对主见。

Haun Saussy 认为，真确病笃的是：在双方都可能被扭曲的前提下，精准标出不错调换之处与根底说欠亨之处。

笔者在《被质疑的宇文所安、被去律的老杜 (读张隆溪西席的英文版中国文体史・四十三)》一文中指出，杜甫对家东谈主的想念，着实不错由译文传达让域外读者知谈，然则，杜诗的诗律特征、艺术特质(the formal qualities)等等，无法竣工英译。这折射出“欠亨约性”(incommensurability)的一个側面。

附记四 校字记

洪涛《绝命辞祛魅——屈原写过“汨罗”?《楚辞》证明他“投水”? (读张隆溪西席的英文版中国文体史・六十二）》一文，载腾讯网“古代演义研究”2026-04-03。其中有一节题为：屈原“临死前”所写？

洪涛《女体和国族：从红楼梦翻译看跨文化移殖与学术常识障》

开云体育中国官网在线入口

这一节有“流放至江南，与江潭洲夷处甚安。有一夫始来，曰‘何不反?’于是屈原曰‘天下与我而相害，岂以一去反!’”一段翰墨，原系对屈原故事的轮廓性转述，非传世《史记》等历史文件的原文，不应羼入引文之中。　　在此，为误植事向读者致歉。